Colonial Recognition? The Appropriation of Dutch Land and Population Registers as Legal Docum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Sri Lanka

Luc Bulten (Radboud University)
Itinerario. 2024;48(2):119-135.
doi:10.1017/S0165115324000196

一句話摘要：十八世紀荷屬斯里蘭卡的土地與人口登記冊（thombo）原本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用來榨取勞役與稅收的工具。但在科倫坡的鄉村法院裡，當地居民拿它來證明自己的地權，也用棕櫚葉文書和村中長老的證詞推翻它、改寫它。Bulten 據此主張，所謂「殖民知識」其實是一個會被被統治者回頭改寫的「迴圈」。

前言：一本登記冊，兩種讀法

1767 年 7 月，科倫坡東郊穆勒里亞瓦（Mulleriyawa）的 Siman Perera 走進城外胡爾夫茨多普（Hulftsdorp）的鄉村法院，控告自己的姊妹 Catharina。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土地登記冊上寫得很清楚：這塊地是父親 Adriaan Perera「因不明原因」贈與女兒 Catharina 的，此後一直由她持有。

Catharina 大概認為官方紀錄已經足夠，沒有再提出答辯。Siman 帶來的則是兩份棕櫚葉文書（ola）：一份是交易紀錄，另一份匯集了村中長老的書面證詞，證明父母的土地早已由八個兄弟姊妹平分。法院判 Siman 勝訴，並且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命令登記冊管理人修改 thombo。

這樁家產糾紛看起來微不足道，卻引出一個大問題：殖民登記冊到底是誰的知識？

一、論文基本資料

二、讀懂本文前需要的背景

1.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斯里蘭卡（1658–1796）

• 1638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與康提國王 Rajasinghe II 結盟，共同對抗葡萄牙。
• 1640–1658 年：荷蘭陸續拿下加勒（Galle）、科倫坡（1656，公司將領 Gerard Hulft 在圍城時陣亡）與賈夫納，葡萄牙勢力退出。
• 統治範圍：主要是西南沿海低地（肉桂產區）與北部、東部沿岸。內陸仍由康提王國統治。
• 1760–1766 年：低地動亂演變為與康提的戰爭，1766 年條約讓公司取得全島沿海帶。論文附圖標示「1766 年後的政治局勢」，指的就是這個時期。
• 1796 年：英國接管。

筆者補充：本文樣本（1767–1776）正好落在戰後重建期。公司擴張登記、重整地權秩序，可能和訴訟量有關，但作者沒有討論這一層。

2. thombo 是什麼？

「thombo」來自葡萄牙語 tombo（登記簿、財產清冊），里斯本的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叫 Torre do Tombo（「清冊之塔」）。十七世紀初葡萄牙人在斯里蘭卡建立 tombo，所依據的是前殖民時代僧伽羅王國本來就有的土地與役務登記冊 lēkam miti。所以 thombo 從一開始就不是純粹的「外來發明」，而是殖民者疊加在本地文書傳統上的東西。荷蘭人在 1740 年代以後才把它擴大成涵蓋整個沿海腹地的大規模登記。

居民可以到登記冊管理人的辦公室付 24 stuiver 規費，取得自己那一筆的抄本（extract）。這份抄本就是日後打官司的關鍵武器。

3. Landraad（鄉村法院）是什麼？

司法層級：

• 巴達維亞司法院：公司在亞洲的法令編纂中心與最高司法權威。
• 科倫坡、加勒、賈夫納司法院：島上最高的法院，科倫坡是全島最高上訴審。
• 各區兩個下級法院：
  • 民事法院（civiele raad）：處理城市居民的民事案件。
  • 鄉村法院（landraad）：處理城外居民的民事案件，1740 年代成立。

人員組成：

關鍵設計：鄉村法院同時負責審判土地糾紛與編修 thombo。生產知識和裁決知識的是同一個機構，這正是「迴圈」能夠成立的制度條件。

地理位置：法院設在距科倫坡城堡約 1.4 公里的胡爾夫茨多普。城堡區只准白人進入，腹地又幾乎沒有歐洲人，胡爾夫茨多普夾在中間，是名副其實的「中介空間」。

筆者補充：胡爾夫茨多普至今仍是斯里蘭卡最高法院、上訴法院與檢察總署的所在地。在斯里蘭卡，「Hulftsdorp」這個地名本身就是司法界的代稱，殖民法院的空間遺產延續了兩百多年。

4. 名詞小辭典

三、作者要挑戰什麼：一張理論地圖

Bulten 開篇引用史學家 C. A. Bayly 2012 年的觀察：過去的殖民史大多把「登記」寫成殖民國家為了汲取收入、分類人口而強加於社會的工具，甚至是一種「知識暴力」。Bayly 呼籲史家看見登記過程中的多元利害關係人。Bulten 認為，法律領域的「多元與可協商」已經有大量研究，登記卻仍被困在「可讀性與治理術」的框架裡。

核心概念：Hacking 的「迴圈效應」

哲學家 Ian Hacking（1995）指出，人類的分類和自然界的分類不同。被歸類的人會知道自己被怎麼歸類，並因此調整行為；行為改變之後，專家又得修改分類。他舉的例子是「多重人格障礙」：這個診斷流行之後，病患的症狀表現也跟著改變。

Bulten 把這個概念移到殖民登記上：

1. 公司登錄居民與土地（thombo）。
2. 居民取得抄本，在糾紛中當作證據使用。
3. 對手提出 ola 或證人證詞反駁。
4. 法院裁決。
5. 法院命令登記冊管理人修改登錄。
6. 修改後的 thombo 又成為下一輪糾紛的證據，回到第 2 步。

四、資料與方法

資料庫

• 以 1767、1769、1773、1775 四個年份的訴訟簿建立 33 件民事案的資料庫（作者說是「每兩年抽一年」）。
• 幾乎每件案子都至少有一方是本地人或非歐洲人。

33 件中有 30 件直接或間接涉及土地，例如以土地作為借貸擔保，或土地屬於遺產的一部分。

「證據」怎麼算？

作者的定義相當嚴格：只計入當事人自己在法庭外取得、帶進法庭的文件。

• 計入：thombo 抄本、舊案判決紀錄、贈地信、遺囑 ola、交易 ola、在庭外寫成的證人證詞 ola。
• 排除：法院傳喚的證詞、起訴或陳情信（它們本來就是為了訴訟而寫的）、由法院委員而非當事人調閱的 thombo 抄本。

作者把證據分為「本地生產」與「殖民生產」兩類，但也坦承這種二分只是分析上的權宜。公司本身也會製作 ola，而大多數殖民紙本文件其實是本地書記寫的。

五、論證拆解

5.1 誰走進了殖民法庭？

性別

有些案件是女性聯手提告，例如三姊妹控告同父異母的兄弟爭奪父親遺產。作者還引用總督 Stein van Gollenesse（任期 1743–51）給 Siyane 地區陳情者的回信：thombo 的用意是「保護你們的婦女與孩童，免得日後有人想奪走她們的合法財產」。

族群與身分（作者統一歸類後的結果）

本地或亞洲出身的當事人接近九成。Rupesinghe 研究的加勒鄉村法院幾乎只有僧伽羅人，科倫坡則明顯多元，可能反映科倫坡一帶本身的人口組成。

另一個觀察是，thombo 的核心分類是種姓，法院卻偏好使用族群標籤或職銜，因為這兩者牽涉不同的法律後果。例如摩爾人適用某種形式的伊斯蘭法。

距離

註：被告欄在原文 PDF 中排版黏連成「83 9」，筆者依總數 41 推定為 8、3、9。

• 平均距離 13 公里，中位數 7.7 公里，最遠 58 公里。
• 約 15 人要走上半天到一天的泥濘山路，有些人在訴訟過程中還得往返多次。
• 值得注意的是，住在 10 公里以外的原告（11 人）比被告多。這暗示原告是刻意選擇殖民法院，而不只是就近打官司。

弱者對強者的案例

有兩兄弟控告 Raigam 地區的高階頭人（mudaliyār），指控他占據亡父的土地並登記在自己名下。兄弟倆主張，父親替頭人開墾土地、挖掘水渠，這塊地是應得的報酬。在訴訟壓力下，頭人同意和解，由法院的本地籍委員調停，重新分地。作者認為，把糾紛帶到殖民法院，而不是在頭人的地盤上對決，才讓兄弟倆有了談判籌碼。

作者也保留了反面意見：Rupesinghe 提醒，不應過度美化鄉村法院的「包容性」。本地的司法體系同樣對婦女與低階者開放，而確權文書也不是殖民者的發明。

5.2 證據：殖民文件與本地文件

當事人使用的證據來源

殖民文件的類型

整體來看，33 件中有 20 件（約 61%）至少一方調取或帶來 thombo 抄本。作者的解讀是，公司在法理上宣稱擁有全部土地的主權，所以用國家自己產生的文件來證明產權，最有說服力。

5.3 三個案例精讀

Koenje 案的幾個細節：

• 1767 年 7 月 17 日，Koenje 簽署收據，確認他提交的三份文件已經歸還。其中一份是 Kalutara 區地冊的抄本。
• 他在糾紛發生之前就已經持有這份抄本。作者據此推測，居民會預防性地保存確權文件，而不只是在被告之後才去調閱。
• 筆者補充：阿盧特伽馬距科倫坡約 55–60 公里，Koenje 很可能就是那類長途往返的當事人。這只是推測。
• 一個摩爾人頭人僱用 goyigama 種姓農民耕作，部分農民還出庭替他作證。這呼應 Remco Raben 的提醒：依照殖民分類劃出的「族群界線」，常常高估了實際的隔離程度。

Siman 案的幾個細節：

• 起因是債務。Siman 繼承了部分父母的債務，為了還債，他以自己那份地作擔保，向姊妹 Catharina 借錢。三個月後他回來還錢贖地，Catharina 卻拒絕歸還，而且在這段時間裡把整塊地登記成自己的。
• 可見 thombo 也可能是家族內部奪產的工具。這一點作者沒有深入討論，但對評價「在地能動性」很重要。

5.4 登記冊被改寫的頻率

• 33 件中至少 5 件，因判決結果而修改了 thombo 的登錄。很多案件以和解或中止收場，沒有留下判決，所以實際數字可能更高。
• 至少 6 件涉及當事人指稱的錯誤登錄，其中幾乎每件都有一方提出替代證據。
• 作者另外指出，今天到科倫坡國家檔案館翻開任何一本 thombo，都能看到滿頁的增補、澄清與更正，其中許多是應本地人的請求加上去的。

六、本文立論的特色

1. 把「法律多元」延伸成「登記多元」：過去強調法院與法律可以協商，Bulten 把同樣的眼光轉向登記冊這個一向被視為「純粹國家之眼」的工具。
2. 區分兩個協商時刻：一是登記當下，被登記者可以影響自己被記下什麼；二是登記之後，透過訴訟改寫登錄。作者特別強調後者，這是本文最具原創性的地方。
3. 找到了能讓迴圈成立的制度：鄉村法院同時編修登記冊又審理糾紛，使「知識的生產」和「知識的裁決」集中在同一個機構。
4. 小規模量化與微觀史並用：一個 33 件案件的資料庫提供整體輪廓，兩三個個案呈現實際運作。
5. 注意文書的物質性：紙本與棕櫚葉並存，延續作者與 Dries Lyna 關於「物質多元」的研究。
6. 強調日常而非反抗：改變殖民知識的，不一定是起義或抗爭，也可能是保護家產這種平凡的動機。
7. 挑戰「殖民」這個標籤：結論提出，如果殖民知識是雙方協商出來的，那麼它或許不該被稱為純粹「殖民的」。
8. 論證的自我節制：作者主動承認本地與殖民證據的二分只是分析工具，也引用 Rupesinghe 對「包容性」的保留意見。

七、延伸脈絡：作者沒有談、但值得對照的事

7.1 理論上的其他對話者

• James C. Scott《弱者的武器》（1985）：Bulten 筆下那些平凡的行動，與 Scott 的「日常抵抗」相近，但有一個關鍵差異。Scott 描述的是迴避國家（偷懶、裝傻、隱匿），Bulten 描述的是主動靠近國家、借用國家的權威。
• C. A. Bayly《帝國與資訊》（1996）：Bayly 本人早就指出，英屬印度的殖民情報高度依賴本地的「資訊秩序」。Bulten 引用 Bayly 2012 年的序言，但這本更直接相關的著作沒有被拿來對話。
• Lauren Benton 的「挑選法庭」（forum shopping）：當事人捨棄社群內的仲裁者，選擇鄉村法院，是典型的挑選法庭，而且選擇本身就是策略的一部分。
• Martin Dinges 的「司法利用」與 de Certeau 的「消費者戰術」：本文第二節的標題 “Consuming the Law?” 很像在呼應這兩套語彙。前者主張近代早期的人民把法院當工具來用，後者談使用者如何挪用體制產品。
• Michael Clanchy《從記憶到書面紀錄》（1979）：在中古英格蘭，口頭證詞長期比文書更有權威。Siman 案中長老證詞推翻登記冊，顯示十八世紀的斯里蘭卡同樣處在口述與書寫權威並存的狀態。
• Martin Chanock《法律、習俗與社會秩序》（1985）：非洲殖民地的「習慣法」常常是本地長老與殖民官員共同建構的，而且往往強化了長老對婦女與年輕人的控制。這提醒我們，「在地知識」進入殖民檔案時並不中立，是誰的在地知識同樣重要。
• Kathryn Burns《走進檔案》（2010）：殖民秘魯的公證文書是多方協商的產物。這和 Bulten 的觀點高度相容，是西語世界的先行研究。
• Steve Stern（1982）的「雙面刃」論：秘魯原住民利用西班牙司法，確實贏得了實質保護，卻也因此依附殖民體制，削弱了集體抵抗。這是檢驗 Bulten 樂觀詮釋最重要的反向論點，第九節會再回到這一點。

7.2 斯里蘭卡的前後文

• 荷蘭人對在地法律的編纂：1707 年，公司將賈夫納泰米爾人的習慣法編成《Tesawalamai》。1770 年前後，又引入源自巴達維亞的穆斯林特別法。僧伽羅法則如本文所說，直到十九世紀都沒有編纂。換句話說，荷蘭人同時用三種方式處理本地知識：編纂成法典、登錄進登記冊、在個案中裁決。
• 英國接管後的轉折：1832–33 年的 Colebrooke-Cameron 改革廢除了強制勞役（rajakariya）。筆者推論，thombo 原本「動員勞役」的功能從此失去意義，「確權」功能相對突顯。
• 1840 年《王室土地侵占條例》：這部條例規定，森林、荒地、未占用或未耕作的土地，除非能證明屬於私人，一律推定為王室所有。許多缺乏文件的農民，尤其是依賴游耕地的人，因此失去土地，這些地後來流向咖啡種植園。這是 Bulten 故事的陰暗續篇：當確權必須靠文件，沒有文件的人就被排除在外。 荷蘭時代培養出的「文書確權文化」，到了英國時代反而成為剝奪的前提。

7.3 同時代與後世的土地登記制度比較

從這張表可以看出，登記究竟是確權還是剝奪，取決於三件事：舉證責任在誰身上、更正管道是否存在、在地證據是否被承認。 Bulten 的鄉村法院恰好三項條件都偏向有利於居民，這也是它顯得「進步」的原因。

八、專題：被殖民者如何用殖民者的規則與紀錄為自己爭取權利

8.0 先校正三個常被引用的北美案例

切羅基、塞內卡與 1934 年《原住民再組織法》這三例常被一起引用，但流傳的版本有些細節需要修正：

8.1 策略類型學

8.2 北美（補充案例）

Mohegan v. Connecticut（1704–1773）

• 盟友：康乃狄克的 Mason 家族，他們聲稱 Mohegan 人把土地託付給他們保管，本身也有土地利益。
• 手段：以十七世紀與殖民者的土地約定為依據，越過康乃狄克殖民地政府，直接向倫敦的王室與樞密院申訴。王室先後派出多個委員會審理。
• 結果：纏訟近七十年，1773 年樞密院最終判康乃狄克勝訴。
• 呼應：原住民很早就懂得利用帝國的多層管轄，但盟友的利益未必和原住民一致。

Mashpee 萬帕諾亞格人（1833–34；1976–78）

• 1833 年：佩科特族的衛理公會牧師 William Apess 協助 Mashpee 人向麻州議會請願，借用當時美國政壇的「廢止聯邦法令」（nullification）語言宣布自治。1834 年麻州恢復了部分自治。
• 1976 年：依據 1790 年的《非交往法》提出土地求償。
• 1978 年：聯邦陪審團認定 Mashpee 在關鍵時點「不構成一個部落」，求償敗訴。他們要到 2007 年才取得聯邦承認。
• 呼應：借用殖民者的範疇，也就得受那些範疇檢驗，可以說成也範疇、敗也範疇。

Standing Bear v. Crook（1879）

• 盟友：奧馬哈記者 Thomas Tibbles，律師 John Webster 與 Andrew Poppleton。
• 手段：龐卡族酋長 Standing Bear 被強制遷移後擅自返鄉，遭軍方拘押。他以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爭訟，而這個程序的前提是：印地安人算不算法律上的「人」？
• 結果：法官 Elmer Dundy 判定印地安人是法律上的「人」，Standing Bear 獲釋。
• 呼應：直接爭奪殖民法律中的身分範疇，與 thombo 頭冊決定一個人是不是「自由人」屬於同一個層次的問題。

Passamaquoddy 與 Penobscot 土地求償（1972–1980）

• 盟友：律師 Tom Tureen 與原住民權利基金會（NARF）。
• 手段：援引 1790 年的《非交往法》：未經國會批准的原住民土地轉讓一律無效，而緬因州過去取得這些土地時從未經過國會批准。
• 結果：1975 年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認定聯邦政府對這些部落負有信託義務，求償範圍約占緬因州三分之二的土地。1980 年《緬因印地安土地求償和解法》撥款 8,150 萬美元，其中 5,450 萬用於購地。
• 呼應：殖民國家兩百年前寫下的法條，反而成了原住民最強的武器。這和 thombo 的邏輯一樣：國家寫下的規則，也拘束國家自己。

Cobell v. Salazar（1996–2009）

• 人物：黑腳族銀行家 Elouise Cobell。
• 手段：控告內政部長期管理「個人印地安金錢帳戶」失當，要求依照信託法完整結算。說穿了，就是要求國家交出自己的帳本並且對帳。
• 結果：2009 年以 34 億美元和解，其中約 19 億美元用來設立土地回購計畫，向自願出售者收購因分地政策而高度碎片化的土地持份，再歸還給部落信託。據內政部統計，回收的土地約當近 300 萬英畝。
• 呼應：這是「以殖民帳本對抗殖民者」最純粹的現代版本，而且帳本殘缺本身就成了國家失職的證據。

McGirt v. Oklahoma（2020）

• 手段：主張 1830 年代與 1866 年條約劃定的克里克保留區，從來沒有被國會正式廢除。
• 結果：最高法院以 5 比 4 採納。Gorsuch 大法官在判決中寫道，法院要讓政府信守自己的承諾。不過 2022 年的 Oklahoma v. Castro-Huerta 已經部分限縮了這項判決的效果。

加拿大：從 Calder 到 Tsilhqot'in

• Calder（1973，Nisga'a 族）：最高法院承認原住民土地權在法律上存在，促成聯邦的綜合土地求償政策。
• Delgamuukw（1997，Gitxsan 與 Wet'suwet'en 族）：一審法官輕視兩族的口述歷史（adaawk、kungax），最高法院則認定口述歷史必須和書面證據一樣被認真對待。
• Tsilhqot'in（2014）：法院首度正式宣告特定地區的原住民土地權。
• 呼應：Delgamuukw 幾乎就是 Siman 案的現代版，都是在地的口述知識取得了殖民法庭的證據地位。

8.3 拉丁美洲

新西班牙印地安人總法院（Juzgado General de Indios，1592 年設立）

• 手段：原住民社群與個人透過這個專屬法院打官司，法律助理的薪資由原住民繳納的「半雷亞爾」小額稅支付。史家 Woodrow Borah 因此稱之為「以保險換取司法」。
• 結果：案件數量極為龐大，原住民好訟的形象在殖民時期就已經出現。
• 呼應：和鄉村法院一樣，是殖民者為本地人設立、而本地人大量使用的專屬法院。

「原初地契」（títulos primordiales）與 Techialoyan 抄本（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

• 手段：納瓦（Nahua）村落以納瓦特爾語寫下建村、受洗、劃定地界的故事；Techialoyan 抄本則用本土紙張與圖像風格製作，刻意呈現「古老」的樣貌。兩者都被用來在西班牙的土地確認程序與訴訟中證明地權。
• 結果：西班牙法官有時把它們當作偽造文件，有時採信。
• 呼應：和 ola 一樣是「本土形式加上殖民證據功能」的混種文書，而且走得更遠：在地社群主動生產符合殖民證據規格的「記憶」。

安地斯：訴訟作為雙面刃

• 手段：十六世紀中葉，豪哈（Jauja）地區的原住民首領向西班牙法院提交結繩（khipu）帳目，逐項列出戰亂期間供應給西班牙人的物資，要求補償。此後秘魯高地原住民也經常為土地與礦工勞役（mita）的減免上訴。
• Stern 的分析：司法策略確實帶來實質保護，但也使原住民依附殖民司法，並分化了集體抵抗。
• 呼應：這是檢驗 Bulten 論點最重要的反向對照。

8.4 大洋洲

紐西蘭：原住民土地法院庭錄與 Waitangi 法庭

• 背景：土地法院原本是把毛利集體土地個人化、以便出售的工具。毛利人被迫出庭陳述族譜（whakapapa）、占居歷史與部落戰爭史，這些陳述被詳細記錄在卷帙浩繁的庭錄裡。
• 轉折：1985 年，Waitangi 法庭取得追溯到 1840 年的調查權，這些庭錄成了毛利部族求償的核心證據。
• 呼應：殖民機構記下的在地知識，在一個多世紀後「迴圈」回來，成為反轉殖民結果的依據。可以說是 Bulten 迴圈的長週期版本。

Yirrkala 樹皮請願書（1963）

• 手段：聯邦政府未經諮商就把 Gove 半島租給鋁土礦公司，Yolŋu 人以 Yolŋu 語和英語並列打字，貼在繪有氏族圖紋的樹皮上，遞交聯邦眾議院。
• 結果：國會成立調查委員會，但採礦照常進行。1971 年 Milirrpum v. Nabalco 案敗訴，法官認定普通法不承認原住民土地權。不過這個案子直接催生了 1976 年的《原住民土地權利（北領地）法》。
• 呼應：和 ola 同樣體現「物質多元」，以本土材質承載殖民體制的程序文件。這些請願書至今仍在國會展示。

Mabo v. Queensland（No 2）（1992）

• 手段：Meriam 族的 Eddie Mabo 等人自 1982 年起提起訴訟，以口述傳統、園圃與地界的知識，證明族人持續占有土地。
• 結果：高等法院推翻「無主地」（terra nullius）原則，承認原住民土地權。Mabo 本人在判決前五個月病逝。隔年通過《原住民土地權法》。

夏威夷 Kūʻē 請願書（1897）

• 手段：美國與夏威夷共和國簽訂併吞條約後，兩個夏威夷愛國組織（男、女各一）蒐集了超過 21,000 名原住民的簽名，遞交美國參議院。
• 結果：條約沒能取得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批准。但美國在 1898 年改用兩院聯合決議完成併吞。
• 後續：這批請願書長年沉睡在美國國家檔案館，1990 年代由學者 Noenoe Silva 重新發掘，改寫了「夏威夷人沒有反抗」的主流敘事。
• 呼應：被殖民者留在殖民檔案裡的痕跡，成為後世改寫歷史知識的材料。

8.5 非洲

黃金海岸原住民權利保護協會（1897–98）

• 背景：殖民政府提出土地法案，準備把「無主地」收歸王室。
• 盟友與手段：受英國法律訓練的芳蒂（Fante）律師 John Mensah Sarbah 等人組成協會。Sarbah 同年出版《芳蒂習慣法》，說明「無主地」根本不存在，每塊地都屬於某個家族或酋長國。
• 結果：1898 年協會派代表團到倫敦殖民部陳情，法案被撤回。
• 呼應：把在地知識「編纂」成殖民法律讀得懂的形式。對照英屬錫蘭 1840 年條例，同樣是「無主地推定」，結局卻完全相反。

Amodu Tijani 案（1921，樞密院）

• 手段：拉各斯的酋長 Amodu Tijani 因殖民政府徵收土地的補償爭議上訴到倫敦樞密院，民族主義者 Herbert Macaulay 陪同赴英。
• 結果：判決認定 1861 年拉各斯割讓並沒有消滅原住民的土地權利，補償應按完整權益計算。
• 呼應：這個判決後來被加拿大與澳洲的原住民土地權判決反覆引用，一個殖民地的判例「迴圈」到了其他殖民地。

肯亞茅茅老兵訴英國外交部（2009–2013）

• 盟友：英國律師事務所 Leigh Day；歷史學家 David Anderson、Caroline Elkins、Huw Bennett 擔任專家證人。
• 手段：訴訟過程迫使英國政府承認，它在 Hanslope Park 秘密保存了來自 37 個前殖民地、約 8,800 份的「移轉檔案」。
• 結果：2013 年英國政府與 5,228 名受害者和解，賠償 1,990 萬英鎊並公開表示遺憾。這批檔案後來以 FCO 141 的編號公開。
• 呼應：訴訟改變了「殖民檔案」本身能被看見的範圍，等於在檔案館的層次重演了 Bulten 的迴圈。

8.6 亞洲（含臺灣）

清代臺灣：岸裡社與熟番地權

• 手段：臺中的岸裡社（巴宰族）多次協助清廷平亂，頭人（如潘敦仔）因此受到倚重，累積了大量官府諭示、稟文與契約，今天典藏於臺大圖書館的「岸裡大社文書」。熟番透過「番大租」契約、官府的示禁與番界的劃定來保障地權。
• 研究：柯志明《番頭家》指出，清廷刻意維持熟番地權，作為族群政治的平衡設計。陳秋坤對岸裡社的研究則顯示，隨著漢佃與債務累積，這套保障逐漸被侵蝕。
• 呼應：和 thombo 極為相似。國家為了自身治理（防番、確保稅收）而設計的地權制度，被在地社群挪用為確權工具，同時也造成頭人與一般社眾之間的分化。

日治臺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934）與治警事件

• 手段：依據《大日本帝國憲法》保障的臣民請願權，先後十五次向帝國議會請願設置臺灣議會。
• 治警事件：1923 年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逮捕運動者。1924 年公開審判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在法庭上陳述臺灣人的政治訴求，經《臺灣民報》報導而廣為流傳。
• 結果：請願始終沒有被採納，但成為臺灣近代政治啟蒙的關鍵。
• 呼應：借用殖民者自己的憲政語言與法庭程序。

荷屬東印度：蘇卡諾在萬隆鄉村法院的辯詞（1930）

• 背景：「Landraad」這個名稱在荷屬東印度一直沿用，作為審理本地人案件的初審法院，直到 1942 年日軍占領為止。
• 手段：1930 年蘇卡諾在萬隆的 Landraad 受審，發表長篇辯詞〈印尼控訴〉（Indonesia Menggugat），把被告席變成控訴殖民體制的講台。
• 結果：他被判刑四年，但這篇辯詞成為印尼民族主義的經典文獻。
• 呼應：同名的機構，在一個半世紀後的另一個殖民地，成了完全不同性質的「挪用」舞台。

8.7 身分訴訟：以法律爭取自由

• Somerset 案（1772，英格蘭）：曼斯菲爾德勳爵判決，主人不得把 Somerset 強行帶離英格蘭、賣回奴隸市場。
• 聖路易自由訴訟（約 1814–1860）：依照密蘇里州「一旦自由、永遠自由」的原則，約三百件訴訟中有不少人勝訴。1857 年的 Dred Scott 案則是著名的敗例。
• 西屬美洲與巴西：古巴的奴隸可以向官方設置的代訴人申訴，並透過「議定贖身價」（coartación）分期贖回自由。巴西也有大量「自由訴訟」（ações de liberdade），史家 Sidney Chalhoub 有深入研究。
• 斯里蘭卡：Bulten 在註 30 提到，被奴役者的後代曾憑 thombo 上「自由人」的登錄，擺脫原主家族的控制。

8.8 反例：當紀錄就是枷鎖

• 德干暴動（1875，印度浦那與阿默德納加爾一帶）：農民攻擊放貸者，目標是搶奪並燒毀借據與帳簿。英國法院嚴格執行書面契約，讓放貸者可以透過判決取得農地，因此在這裡，殖民法律文件是剝奪的工具。事件促成 1879 年的《德干農業者救濟法》。
• 施九緞事件（1888，彰化）：劉銘傳清丈過程中弊端叢生，引發民變，民眾的訴求之一就是焚毀丈單。
• 啟示：「用紀錄爭取權利」的前提是紀錄對你有利。當整個文書體制系統性地偏向債權人或國家，燒掉紀錄才是合理的選擇。Bulten 描繪的是第一種情境，但這不是殖民登記的唯一面貌。

8.9 跨案例比較：成功需要什麼、要付出什麼

8.10 回到 Bulten：這些案例補上了什麼

1. 時間尺度：Bulten 的迴圈發生在幾個月到幾年之間。紐西蘭土地法院庭錄、茅茅檔案、Kūʻē 請願書則顯示，殖民紀錄可以在一兩百年後才迴圈回來。
2. 規模尺度：上面多數案例是轟動一時的大案，Bulten 的特色正好在於日常、瑣碎的家產糾紛。兩者合在一起，才構成「被殖民者挪用殖民知識」的完整光譜。
3. 代價的提醒：Stern、Mashpee 與德干暴動都說明，挪用殖民規則有代價，而且不一定成功。這正是 Bulten 論文相對少談的一面。

九、學術價值點評，以及這些價值站不站得住腳

本文的學術價值

1. 填補區域研究的空白：荷屬亞洲的法律史研究近年快速發展，但以登記冊為核心、從訴訟使用的角度切入的實證研究很少。
2. 打開比較研究的框架：把「登記研究」和「法律多元研究」接在一起，讓荷屬斯里蘭卡可以和西屬美洲、英屬印度、日治東亞放在同一個問題意識下比較。
3. 概念上的貢獻：引入 Hacking 的迴圈效應，為「殖民知識如何被改寫」提供一個可以操作的模型。
4. 方法上的示範：用小型量化資料庫搭配微觀個案，並注意文書的物質性。

逐項檢驗

為什麼最後一項最脆弱：

• 裁決權仍在公司手上。登記冊要不要改、怎麼改，最終由殖民法院決定，在地知識必須經過殖民機構認可才能「算數」。
• 更準確的登記反而強化了國家的可讀性。當事人自掏腰包提供證據、更正錯誤，某種程度上是在免費替國家做資料清理。公司建立 thombo 的初衷之一，正是在不倚賴本地頭人的情況下看清腹地，而兄弟對頭人的案子恰好削弱了頭人的權威，正中公司下懷。
• 「挪用」可能是被設計好的誘因。總督在 1740 年代就用「保護婦孺財產」來推銷 thombo。作者自己也在註 69 引用 Brubaker 與 Szreter 的觀點：登記只有在被登記者能夠獲益時才行得通。換句話說，確權功能可能是成功的登記制度本來就內建的，而不是對它的顛覆。
• 能動性不等於解放。Catharina 利用登記奪取兄弟姊妹的土地，Siman 則仰賴村中長老的權威才能勝訴。在地知識的進入同時受到家族與社群內部權力的形塑，Chanock 的提醒在這裡同樣適用。
• 史料本身的過濾。所有關於「在地能動性」的證據，都來自公司書記寫下的訴訟簿。論證的材料本身就是沿著殖民檔案的紋理讀出來的，作者對此沒有反思。

資料與編輯上的小問題：

• 作者說「每兩年抽一年」，但樣本年份是 1767、1769、1773、1775，缺了 1771，原因沒有說明。
• 兄弟對頭人案引用的卷宗（1/4786）不在資料庫的四卷之內。
• 表 2、3 與表 4、5 在 PDF 中有排版錯誤。可追溯居所的人數在註 38 寫 40，正文寫 41。
• Koenje 案的敘述前後矛盾：前面說其中一塊地「比登記的小」，後面卻說把「多出來的土地」另行登記。推測應該是實際占用超過了登錄範圍。
• 大量案件以和解收場、沒有判決，結果的分布難以評估，存在樣本偏差。

總評

作為一篇 17 頁的專號論文，本文的價值在於把問題問對了：它證明了登記冊不只是國家之眼，也是居民手中的工具，而且會被回頭改寫。對荷屬亞洲的研究來說，這是扎實而重要的一步。

它的弱點在於概念上的野心大於證據的厚度。「迴圈效應」與「不應稱為殖民的」這兩個結論，需要更系統的登錄修改統計、更長的時間跨度，以及與西屬美洲等既有研究更直接的對話，才能真正站穩。對照第八節的其他案例，更完整的結論或許應該是：殖民知識是被協商出來的，但協商的桌子是殖民者擺的。

十、結語

Siman Perera 當年帶著一片刻滿長老證詞的棕櫚葉，走進了殖民者的法庭。他不是要推翻殖民統治，只是想拿回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地。但他的勝訴在殖民登記冊上留下了痕跡，而兩百五十年後，這些痕跡讓史學家得以重新思考「殖民知識」的本質。

從切羅基人、毛利人到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參與者，被殖民者一再證明，他們不只是殖民規則的承受者，也是這些規則的使用者、詮釋者與改寫者。但這些案例同樣提醒我們，在別人的遊戲規則裡取勝，永遠要付出轉譯的成本，也要承擔規則本身的限制。Bulten 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窗外的景色比窗框裡看到的還要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