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Quiet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Makassar as an Emporium for Chinese Trade, 1613–1669

Ryan Holroy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tinerario. 2025;49(1):64-78.
doi:10.1017/S0165115324000159

一、一分鐘看懂這篇論文

十七世紀中葉，南蘇拉威西的望加錫（Makassar）碼頭上可以買到中國瓷器、生絲、黃金、土茯苓，也有日本銅。這些貨再由望加錫商船轉運到馬魯古群島、帝汶、婆羅洲南部的馬辰，甚至遠至蘇門答臘北端的亞齊。奇怪的是，從1620年代中期到166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占領望加錫為止，史料裡幾乎找不到任何一艘從中國直航而來的帆船。沒有中國船，中國貨是怎麼來的？

• 核心命題：1613到1669年間，望加錫與中國的商業連結經歷好幾次轉型，但每一種形式都讓望加錫能持續扮演中國貨與日本銅的區域配銷中心，把貨送往VOC刻意封鎖的東印尼群島，以及馬辰、亞齊等西方港口。
• 方法上的轉向：作者追蹤的是「貨物」，不是「船」或「人」。他要說明中國海商網絡的觸角，比中國帆船實際航行的範圍更遠。
• 題名的意思：「安靜的利益匯流」指鄭氏集團與望加錫之間沒有結盟，也沒有談判，甚至沒有直接往來。雙方的利益卻透過柬埔寨、暹羅、馬尼拉這些第三地自然接上了。
• 延伸結論：1669年望加錫被VOC征服後，婆羅洲南部的馬辰接替成為連結中國與東部群島的新集散港。望加錫則要等到十八世紀，才靠海參與玳瑁重新崛起。

二、先認識舞台上的角色與商品

主要行動者

關鍵商品小辭典

三、問題意識：一道兩種學術傳統都漏接的縫隙

作者的出發點是一個學術史上的盲區。

唯一觸及兩者連結的是 George Bryan Souza 與 Roderich Ptak 對澳門—望加錫貿易的研究。作者承接這條線，但主張澳門管道「有時最重要，卻並非始終最重要」，尤其在望加錫獨立的最後十年。

他的方法轉向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不追船，追貨。只要貨從中國帆船的貨艙出發，經過中介港口，最後出現在望加錫，再轉往更遠的市場，這條鏈就成立，不必有任何一艘中國船真正駛入望加錫。

主要史料有兩類：

• 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大英圖書館 India Office Records 的 G/10（Celebes）、G/21（Java）與 E（通信）系列。D. K. Bassett 與 John Villiers 用過這批材料研究英國的望加錫貿易，作者則專門從中挑出與中國、日本貨有關的記載。
• 斯皮爾曼（Cornelis Speelman）1670年的報告：斯皮爾曼是征服望加錫的VOC艦隊司令，這份報告詳細描述望加錫被征服前夕的貿易結構，經 Jacobus Noorduyn 註釋出版。這是本文最有力的證據。

四、五個階段：望加錫與中國連結的演變

4.1 直航期（1613–約1626）：短暫的十年

作者拼湊出這段直航史的證據鏈如下：

• 1613年12月：英國商館記載第一艘中國商船抵達。作者提醒這要打個折扣，因為英國人自己也是同年才到。
• 中文文獻中的缺席：明廷1589年與1593年的出洋船引名單、航海針經《順風相送》、張燮1618年的《東西洋考》都沒有提到望加錫。作者認為張燮的資訊大致只落後出版時間五年左右，例如他準確記載了1613年VOC占領索羅島。所以望加錫的缺席，可能表示1610年代中期相關資訊還很少。
• 塞爾登地圖：陳佳榮將其年代定在約1624年，圖上已標出望加錫，與「此時中國船已來往十餘年」的推論吻合。
• 1618年英國報告：記載當季沒有中國船來，反過來暗示之前是常態。
• 1626年：一位從英國公司轉投VOC的義大利冒險家 Moretti 透露，VOC授權他攔截前往望加錫或巴達維亞以外任何群島港口的中國船。可見直到這一年仍有中國船零星前來。

此後除了1655年一則望加錫華人居民打算經巴達維亞返華的記載之外，直到1669年都沒有中國船直航望加錫的紀錄。

4.2 直航為何消失？作者的三個解釋

作者先排除「VOC封鎖奏效」這個直覺答案。VOC在1630年代確實試圖封鎖望加錫，但在1660年以前基本上攔不住其他歐亞商船。他轉而從貿易體系的結構去找原因。

原因一：鄭芝龍集團把資源集中在絲銀貿易。 1620年代末鄭芝龍在海上群雄中勝出，以安海為基地整合海商，事實上擺脫了明朝的航海管制。他們的重心是用中國生絲換取日本與美洲白銀，東南亞只是點綴。

來自中國的船抵達巴達維亞的數量也在下降（Marie-Sybille de Vienne 的統計）：

原因二：中國對望加錫主要出口品（丁香）興趣缺缺。 VOC自己就把丁香運到台灣賣給中國商人，結果市場早已飽和：

此外，望加錫船隊本身也在擴張，會把丁香、蠟、玳瑁運到暹羅等地（1637年暹羅有四艘望加錫船）。少數南下的中國船在印支港口就能買到東部群島的貨，不必親自去望加錫。

原因三：澳門人的競爭。 被VOC擠出各地市場的澳門船隊，把望加錫當成避風港，也當成前往小巽他群島取得蘇木與檀香的中繼站。他們帶來高價中國貨，並把群島貨運回澳門，經中國沿海網絡分銷，進一步壓縮中國商人的利潤空間。

4.3 明清戰亂下的澳門獨撐期（1644–1660）

• 空窗：1650年英國商館抱怨買不到中國生薑和糖，將原因歸於清軍與明朝遺臣之間的戰爭。加上1640年代的饑荒，中國海外貿易從1644年到1640年代末普遍受阻。
• 鄭成功時代：1650年代初，鄭成功以廈門為基地，比父親更直接地控制商船，開始較規律地派船前往暹羅、柬埔寨與廣南阮主轄地。這主要是因為戰亂使中國貨源短缺，需要東南亞產品補足運往日本的貨。不過望加錫仍然不在鄭氏的貿易策略之中。鄭氏曾派船到北蘇拉威西的萬鴉老（Manado）買米，但沒有駛往望加錫的紀錄。
• 澳門的救命港：1639年德川幕府禁止葡人赴日，1641年VOC攻下麻六甲，澳門兩大支柱接連倒下。Ptak 甚至認為，望加錫貿易是澳門能撐過1640年代的首要原因。望加錫的關鍵價值在於能間接取得經馬尼拉流入的美洲白銀，所以澳門人運來的主力是馬尼拉需要的絲、棉布（多為南亞產）和鐵。金、瓷、土茯苓、糖則在蘇拉威西消費或轉口。1649年VOC的報告記載，長居望加錫的葡商 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 派船到澳門採購金、蜜薑、糖與土茯苓。

4.4 印支中轉期（1660–1669）：本文最有原創性的部分

1660年體系再度轉變，雙重打擊落在澳門身上：

1. VOC的攻擊：1660年VOC艦隊進攻戈瓦，擄獲或摧毀港內六艘葡船，其中四艘來自澳門。和約規定排除葡人，此後澳門船平均每年只剩約一艘（Souza 的估計）。
2. 清廷遷界：清廷為斷絕鄭氏的補給而實施遷界，澳門起初也未獲豁免。靠耶穌會士與廣東官員斡旋才延後執行，但這段期間澳門的海外貿易在官方層面被禁止，少數船隻只能靠偷渡或賄賂出海。

即便如此，望加錫在1667年VOC再度進攻前，仍然是中國貨的重要集散地。作者認為關鍵在柬埔寨與暹羅：

• 鄭氏需要獸皮：鄭經與鄭成功的船要載鹿皮、牛皮到日本，而暹羅和柬埔寨能穩定供應。
• 暹羅：1661年英國駐暹羅人員記錄，冬季有「日本船」（從長崎來的中國船，多屬鄭氏）抵達，夏季有五艘望加錫船抵達。1669年後大量望加錫難民移居大城，也間接說明兩地往來密切。
• 柬埔寨可能更重要：1663–1664年VOC短暫封鎖湄南河，隨後與那萊王簽訂有利於公司的條約，可能把部分鄭氏船隻推往柬埔寨。VOC在柬埔寨反而不敢動武，因為1640年代與柬王的衝突才剛結束，公司正試圖拉攏1658年即位的新王。1665年VOC甚至指示手下，不得在柬王宣稱的領域內攻擊中國船，範圍包括湄公河三角洲、Hon Khoai 島（Pulo Ubi）乃至崑崙島（Pulo Condor）。
• 1664年條約形同具文：VOC要求柬王禁止臣民從望加錫出航、禁止望加錫船入境、排除中國貿易。柬埔寨人照樣我行我素，華人移民在當地也已強大到無法控制。VOC會想用條約切斷柬埔寨與望加錫的往來，本身就證明荷蘭人也看出這條連結的重要。

英國商館的零星紀錄可以對照：

最後一條很值得注意：1665年已有華商在望加錫收購玳瑁。這正是十八世紀「中國—印尼商品鏈」的雛形，第九節會再談。

斯皮爾曼報告列出澳門之外的三個中國與日本貨來源：

五、作者最精彩的一步：三條管道的「貨物篩選」

這篇論文最有意思的地方，是用各貿易體系的結構去解釋「哪一種中國貨會流到望加錫」。

換句話說，望加錫看到哪些中國貨，取決於各個供應者手上能不能把好貨直接送進白銀市場。這種推理把「港口」和「商品結構」連在一起分析，不只是描述貿易存在。

馬尼拉流向的反轉

六、1669年之後：馬辰接棒

1667年戈瓦戰敗、1669年望加錫被占領之後：

• VOC的管控：公司宣稱壟斷印度紡織品與中國商品的進口，並用通行證制度讓望加錫的民間貿易依附巴達維亞。望加錫一度淪為由巴達維亞華人與荷蘭自由市民主導的小港。
• 貿易繞道：其他群體把航線移到VOC控制之外的港口，例如蘇拉威西西北的曼達（Mandar）和松巴哇島的比馬（Bima）。
• 最大的受益者是馬辰：
  • 早在《順風相送》、《東西洋考》、塞爾登地圖中就已出現，比望加錫更早是中國船的目的地。但從1610年代到1684年，同樣缺乏直航證據。
  • 十七世紀中葉，馬辰主要是望加錫的胡椒供應地。1637年暹羅王曾派船載金、粗瓷等中國貨到馬辰、占碑、洛坤換胡椒，屬於同一類間接交易。按斯皮爾曼的說法，把中國貨運到馬辰的是望加錫商人。
  • 1683年鄭氏降清、1684年康熙開海後，中國海商大量南下。1692到1716年間，英荷觀察者記錄每年大約有三至六艘大型中國船抵達馬辰。
  • 馬辰的主要吸引力仍是胡椒，但也讓中國商人能取得東部群島的貨物。

七、本文論證特色整理

• 以貨為中心的網絡觀：港口的重要性不必以「誰的船來了」為準，而是看「誰的貨經過了」。
• 動態分期：不把中國與望加錫的關係當成單一狀態，而是隨中國政局、日本鎖國、VOC擴張、清廷海禁不斷重組的過程。
• 結構性解釋貨品組成：用價值重量比與「誰能直達白銀市場」來解釋各管道的貨品差異。
• 去歐洲中心，也去單一中心：望加錫不是被動等待歐洲人或中國人的港口，鄭氏網絡的影響也不止於它的船到得了的地方。
• 把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接起來：以馬辰為過渡，連上 Sutherland 研究的十八世紀海產品貿易。
• 篇幅精簡，推論多於定論：作者多次承認缺乏系統性的量化資料，很多環節是由零星紀錄推論出來的。

八、作者沒說、但值得一起看的脈絡

8.1 大事年表：把望加錫放進東亞海域的時間軸

8.2 「海洋屬於眾人」：望加錫的自由港意識形態

VOC推行閉鎖海洋時，戈瓦國王 Sultan Alauddin 在1615年前後回覆荷蘭人的一段話常被史家引用。大意是：真主創造了陸地與海洋，陸地分給了人類，海洋則由眾人共享，從沒聽說有人可以禁止別人航海。這幾乎是東南亞版的格勞秀斯「海洋自由論」。這種政治立場，正是望加錫能在VOC壟斷下成為各國商人避風港的前提。

十七世紀中葉的首相 Karaeng Pattingalloang（1639–1654在任）通曉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與拉丁文，還向歐洲訂購地球儀與望遠鏡，是望加錫國際性格的象徵。

8.3 「第三地會合」的前例：琉球與會安

本文描述的是一種「直航受阻時，由第三地中介」的結構，這在東亞海域並不罕見：

三者邏輯相同：中介港的價值來自「直航做不到」。一旦直航變得合法或可行，中介價值就迅速消失。1684年後馬辰取代望加錫，某種程度也是這個邏輯的延續。

8.4 「粗瓷」可能不全是中國瓷：肥前瓷的插曲

作者把1660年代經柬埔寨輸入的「粗瓷」歸為中國貨。陶瓷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明清鼎革期間中國瓷器外銷受阻，日本肥前（有田、波佐見一帶）的瓷器正好在這時填補了市場。明清交替的動盪打斷了中國瓷器的出口，肥前瓷遂取而代之進入海外市場。日本學者注意到，1647年就有「劣質瓷器」從長崎經泰國運往柬埔寨的紀錄，推測就是肥前瓷，並認為肥前瓷約從1640年代後期開始輸往印支半島；而能把肥前瓷運出長崎的只有中國帆船與VOC船。十七世紀後期中國瓷器產量下降時，波佐見大量生產主要銷往東南亞的產品；世紀末中國瓷器恢復出口後，肥前瓷才轉回國內市場。

這對本文是個有趣的補充：斯皮爾曼說的「粗瓷」，很可能有相當部分是日本製品。這不會削弱「鄭氏網絡的溢出貨流到望加錫」的論點，反而更支持它，因為肥前瓷正是從長崎經中國帆船流出的。但它確實會讓「中國貨」這個標籤變得不那麼單純。

8.5 日本銅的大時代，以及另一群運貨人

1660年代正是日本銅大量外流的時期，德川幕府在這段時間逐步限制白銀出口，銅成為最主要的出口金屬。還要注意，當時從長崎運出日本銅的不只鄭氏船隻。有研究指出，由於鄭氏、VOC、清廷與日本之間的多重對立，1665到1719年間出現了一個空隙，讓巴達維亞華人得以經營長崎—巴達維亞航線。VOC本身也是日本銅的大宗出口者。因此在暹羅、柬埔寨出現的日本銅，未必全都是鄭氏船隻運來的。

8.6 1669年後的望加錫離散

戰敗的望加錫人與武吉士人四散，把網絡帶到新的地方：有人參與了1670年代東爪哇 Trunajaya 的叛亂（如 Karaeng Galesong 一派）；有人流亡暹羅，1686年還在大城發動叛亂；武吉士人則在十八世紀的廖內、雪蘭莪等地建立新的貿易勢力。一座港口被征服，它的貿易網絡不會跟著消失，而是分散到別處。

九、專題：需求變了，港口的命運也跟著變

Holroyd 的論文點出兩件事：十七世紀中國商人對望加錫的主要出口品（丁香）興趣不大；十八世紀望加錫靠海參與玳瑁重新崛起。這兩件事背後其實是同一股力量，也就是中國消費者口味與身體觀的長期轉變。

9.1 徐冠勉的「中國味覺革命」

北京大學徐冠勉在萊頓大學的博士論文《Pepper to Sea Cucumbers: Chinese Gustatory Revolution in Global History, 900–1840》（2021）問了一個東南亞史的老問題：為什麼胡椒與海參這兩種看似無關的食物，會成為近代早期東南亞輸往中國的兩大宗貨品？他的回答是，胡椒與海參代表兩種不同的中國飲食文化，分別在兩個不同階段變得重要；兩者之間有一場由十四至十七世紀中醫論爭所推動的味覺革命，完成了從「胡椒世界」到「海參世界」的轉換。

他的論證可以整理如下：

幾個細節值得特別說明：

• 海參為何能勝出：徐冠勉指出，海參被概念化為來自海洋的非凡人參，其醫學屬性恰好能同時化解溫熱派與寒涼派的疑慮；燕窩則因與一種流行的寒涼藥「海粉」產生想像上的關聯，從辛辣熱炒的「蔬菜」轉變成「清補」食材。
• 烹飪技術同步改變：隨著重口味調料退場，一種以清湯帶出細緻「鮮」味的烹飪技術興起，成為十六、十七世紀重新定義中國高級菜系的文人菜核心；海參、燕窩這類膠質或纖維質地的乾貨，正好能充分吸收清湯，成為承載鮮味的理想食材。
• 先溫帶、後熱帶：中國起初的海參來源是北方溫帶海域，包括華北沿海與日本海；熱帶海參原本被中國精英消費者看不起，直到十七世紀末清朝開海、中國市場尋找溫帶海參的替代品後，東南亞採集者才發展出能與溫帶品種競爭的高價產品。
• 不是單一方向的革命：徐冠勉也強調可能存在兩條分歧的味覺革命：高級菜系轉向清淡精緻的海味；多數內陸普通家庭則因本土種植的辣椒，飲食反而變得更辣。

所謂「海八珍」、海參象徵滋補甚至壯陽、玳瑁作為清代貴族髮簪、梳篦、扇骨、鑲嵌工藝與中藥材的需求上漲，都可以放在這個大框架下理解。

9.2 同一場革命的兩面：望加錫的「失寵」與「復寵」

把徐冠勉的框架疊到 Holroyd 的論文上，會出現一個漂亮的對應：

換句話說，望加錫在十七世紀失去中國直航，和它在十八世紀重獲直航，由同一條需求曲線決定。Holroyd 在論文中引用了徐冠勉2020年討論中國與馬魯古丁香貿易的文章，但沒有把這層關聯明確展開，這正是兩項研究可以互補的地方。

徐冠勉的研究也把海參貿易的起點往前推：VOC檔案顯示望加錫自1690年代就開始向中國出口海參，進入十八世紀後成為整個東印尼群島與北澳洲的海參貿易中心。

9.3 Sutherland 的「中國—印尼商品鏈」

Heather Sutherland 的「Sino-Indonesian Commodity Chain」（這裡的「印」指印尼群島，不是印度）以玳瑁與海參為核心，重建了望加錫的復興路徑。她主張十七世紀中國的海參消費增加，使望加錫在十八世紀初成為這項新商品的轉運港，在中斷數十年後重新成為區域商業網絡的中心；起初海參要經由巴達維亞等中介港轉運，十八世紀下半葉望加錫才獲准與廈門建立直接的帆船聯繫。

這條商品鏈大致分成以下幾個環節：

Holroyd 論文中1665年英國人看到「Chyna商人買下全部進口玳瑁」的記載，正好落在 Sutherland 所說的「十七世紀後期」起點附近。這說明這條商品鏈的種子，早在望加錫獨立的最後幾年就已埋下。

9.4 被捲入的邊陲：巴瑤人與東部群島

為了追逐海參與玳瑁，望加錫、武吉士水手與被稱為「海上吉普賽人」的巴瑤人把航線推向東南亞最偏遠的島嶼：阿魯群島、塔寧巴爾群島、帝汶、新幾內亞沿岸。這些原本位在世界貿易邊緣的地方，因此被捲入以中國為終端市場的商品網絡。

巴瑤人的角色尤其關鍵。他們以船為家，熟悉礁盤與淺海，本來就是海產採集專家。在這條鏈中，他們與蘇拉威西的王廷、望加錫的華商之間形成依附與交換的關係：他們提供勞力和海產，換取米、布、鐵器與政治庇護。

9.5 Marege'：望加錫人的澳洲航線

十八世紀起，望加錫船隊每年乘西北季風南下澳洲北部，把阿納姆地（Arnhem Land）稱為 Marege'，把西北部金伯利海岸稱為 Kayu Jawa。

起始年代的爭論：

• 關鍵證據是英國探險家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1803年的一次相遇。他透過自己的廚師當翻譯，與一位名叫 Pobassoo 的船隊首領交談；Pobassoo 表示自己從事海參業約二十年，並且是最早被派往澳洲北岸採集海參的人之一。
• 研究這個題目的先驅 Campbell Macknight 後來定出年代：他結合約1780年望加錫海參出口量的突然躍升與 Pobassoo 的說法，認為阿納姆地的海參業約始於1780年；更早的活動證據，例如1754年來自帝汶的報告，指的應是金伯利海岸。
• 考古學提出不同看法：阿納姆地西北的 Anuru Bay 遺址重新發掘後，研究顯示該地在1650年以前就已有人使用，並在十八世紀被密集用於海參加工。起始年代至今仍有爭論。

規模與終結：高峰時每年有數十艘帆船、上千人南下，在海灘建立臨時聚落與加工場。他們最密集作業的是阿納姆地一段被稱為 Marege' 的海岸，直到貿易的經濟條件改變，南澳大利亞政府在1906–07年漁季後終止了這項產業。

對原住民社會的影響：

• 交換與雇傭：望加錫人用金屬工具、獨木舟、衣物、酒與菸草，交換珍珠、玳瑁與硬木，但核心目標始終是海參，經熬煮與煙燻後銷往中國市場。他們也雇用當地雍古族（Yolngu）等原住民參與採集與加工。
• 語言與文化：在英語普及之前，望加錫語是這段海岸的通用語；這段交流透過技術、音樂、舞蹈與疾病，對雍古文化產生巨大影響，也帶來天花、性病、菸草與酒精。雍古語至今仍保留不少望加錫語借詞，例如稱白人為 balanda（源自「荷蘭人」）、稱錢為 rrupiya。
• 考古痕跡：沿岸至今可見支撐熬煮大鍋的石灶列、煙燻房、石砌水井與墓葬，還有望加錫人引進的羅望子樹。

結果是，澳洲原住民在歐洲殖民者到來之前，就已經透過望加錫人與亞洲，乃至清代官紳的餐桌，連在一起了。

9.6 海參世界的另一個樞紐：蘇祿地帶

同一股需求在菲律賓南部催生了更激烈的變化。James Warren 的經典著作《The Sulu Zone》研究1768到1898年間以蘇祿海與蘇拉威西海為中心的邊境地帶，探討對華貿易在蘇祿蘇丹國內部引發的社會與文化變化，特別是有組織的長程海上掠奴，以及大規模把俘虜同化進馬來—穆斯林社會體系。

在他的描述中，陶蘇格貴族（datus）為了參與不斷擴張的世界貿易而大幅提高勞動需求，這些需求由 Iranun 與 Balangingi 等掠奴集團滿足；來自東南亞各地的數萬名俘虜被投入漁場、蘇丹的燕窩洞或稻作與運輸。

這個模型也引發了學術辯論，而辯論本身正觸及「需求從哪裡來」的問題：

• Sutherland 的修正：她認為 Warren 對奴役的描繪過於籠統，可能高估了勞力需求與精英的控制力，同時低估了自由貿易的角色。
• 徐冠勉的批評：他認為蘇祿地帶模型隱含一個有問題的假設，把非歐洲的異國食材需求當成歐洲主導的世界經濟擴張的衍生物；東南亞海參對華貿易的出現其實比蘇祿地帶早了半個多世紀，整個採集與貿易體系大部分位於歐洲世界經濟之外。

這和 Holroyd 的立場一致：都在拒絕把亞洲海域的貿易動力化約成「歐洲人來了之後」的故事。

9.7 其他相似案例：需求與節點的興衰

9.8 歸納：港口節點興衰的七種機制

1. 需求端的文化轉向：從胡椒、丁香到海參、玳瑁，消費者口味決定了哪些產地與港口有價值。
2. 直航的合法性與可行性：海禁、開海、禁航令、鎖國政策，決定了中介港有沒有存在的空間。
3. 暴力與壟斷：VOC的封鎖、征服與通行證制度，可以在一夕之間讓港口降級。
4. 資源枯竭：檀香、海獺、鹿，採集型商品的節點往往興衰都很快。
5. 替代供給：肥前瓷替代中國瓷，熱帶海參挑戰溫帶海參，新供給源會重新排列節點的位置。
6. 勞動動員能力：巴瑤人、澳洲原住民、蘇祿的奴隸、阿伊努人，能動員多少採集與加工勞力，決定一條商品鏈能延伸多遠。
7. 航運技術與新樞紐：季風帆船時代的節點，在蒸汽船與新加坡這類自由港出現後被重新洗牌。

9.9 回到望加錫：一座港口的三次角色轉換

同一座港口，隨著它所屬的商品鏈改變，三度改變了身分。

十、點評：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站得住嗎？

另外兩點值得一提：

• 史料偏差：斯皮爾曼報告是征服者寫的，目的是為VOC設計壟斷制度，可能特別強調「需要切斷的管道」。它也只是1660年代末的一個橫切面，不宜直接投射到整個時期。英國商館紀錄則零散，而且受英國人自身的商業關切左右。
• 題名概念的說服力：「安靜的利益匯流」相當貼切。鄭氏要獸皮與白銀，望加錫要中國貨，柬埔寨從兩邊都得利，而VOC沒有能力處處設防。四方利益在沒有任何協議的情況下相互咬合，這個描述既準確又有啟發性。

總評：這是一篇篇幅精簡、以「搭橋」見長的研究。它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框架與問題：用商品流動重新定義港口之間的關係，並提醒研究者，一個網絡的影響範圍可以遠超過它的船隻實際到達的地方。它的論證多半是合理推論，而非量化定論。後續研究若能結合VOC的柬埔寨與暹羅檔案、馬尼拉的西班牙檔案（如 Sánchez Pons 的研究方向），以及望加錫遺址出土陶瓷中中國瓷與肥前瓷的比例分析，應該能把這篇論文的推論落實成更堅實的結論。

結語

望加錫的故事說明，一座港口的重要性不只取決於它的地理位置或統治者的手腕，也取決於它嵌在哪一條商品鏈上，而商品鏈的終點，往往是千里之外某個社會的口味與身體觀。

十七世紀，中國的香藥文化退潮，丁香的吸引力隨之下降，中國帆船不再駛入望加錫，但瓷器與日本銅仍經由柬埔寨、暹羅與馬尼拉悄悄流入。十八世紀，海參成為清代宴席上的珍饈，望加錫的船隊於是南下阿納姆地，雍古族的海灘上架起熬煮海參的大鍋，廈門的帆船也重新駛進望加錫港。

Holroyd 所說的「安靜的匯流」，放到更長的時間尺度來看，其實也是一連串的轉變：需求變了，港口的角色就跟著變。